各位親愛的兄弟姊妹，

這組有關聖保祿的教理已經接近尾聲，今日我們想說的，是聖保祿在世最後的日子。古老的基督徒傳統都一致證實保祿是在羅馬殉道去世。關於這事新約完全沒有提及。《宗徒大事祿》以記述聖保祿在羅馬的囚居生活結束全書，儘管被囚，聖保祿仍然能夠接待所有到他寓所來見他的人(宗28:30-31)。只有在《致弟茂德後書》中，我們找到這段有關他快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提示：「至於我，我快要被奠祭，揚帆出海的時刻已臨近1」(弟後4:6; 另請參看斐2:17)。

1這句《思高》聖經的譯文如後：「因為我已被奠祭，我離世的時期已經近了」。以下是當日教宗講解這篇教理時引用的義文聖經:«Quanto a me, il mio sangue sta per essere sparso in libagione ed è giunto ilmomento di sciogliere le vele»，上面「揚帆出海的時刻已臨近」的譯文，正是根據這段義文聖經翻譯而成。

此處用了兩個圖像，一個是宗教祭祀的圖像，聖保祿之前在《致斐理伯人書》中，巳經用過這個圖像來說明殉道是基督的犧牲奉獻的一部份；另一個是解纜啟航的航海圖像：聖保祿將這兩個圖像放在一起，正是用心深遠地在暗示他的死亡事件及這死亡的殘酷。

我們手上擁有的首個有關聖保祿的去世的明確見證，出現於第一世紀九十年代的中
期，即是聖保祿死後三十多年。這見證來自羅馬主教聖格來孟一世寫給格林多教會的信。聖格來孟在信內，提醒格林多教會總不可忘記聖保祿宗徒給他們立下的表樣，然後在講述完伯多祿的殉道事蹟後，他接着說：「因為嫉妒與不和，聖保祿讓我們看到他的堅韌忍耐如何得到獎賞。他被拘捕了七次，被放逐，被投扔石頭。他成為基督在東方和西方的先驅，他更因為他的信德，為他贏得了卓越的名聲。在他向全世界宣講了正義之後，及在他抵達西方的盡頭之後，他在執政者前為主殉道；就這樣他離開了這個世界去到那個神聖的地方，並因此成為堅韌忍耐的最高表率」(《格來孟前書1Clem 》5,2)。聖格來孟在這封信中所說的堅韌忍耐，是指聖保祿在基督的苦難中的參與，是指他一直無怨無悔和不屈不撓地接受走上那段長長的痛苦歷程，以至最後他可以說：「在我身上，我帶有基督的烙印」(迦6:17)。我們剛從聖格來孟的信，聽到聖保祿曾經抵達「西方的盡頭」的話。這句話引來人們的討論，原因是想知道，這是否表示聖保祿真的如他所想的，去了西班牙。對於這事，我們沒有任何肯定的資料，不過，在寫給羅馬人的信中，聖保祿倒是真的說過他會去西班牙(參看羅15:24)。

聖格來孟的信中有一點頗有趣，那是有關伯多祿及保祿二人名字的次第，伯多祿的名字總是放在保祿的名字之前。這次第於第四世紀被凱撒肋雅的歐瑟比奧倒置了。當歐瑟比奧談到羅馬皇帝尼祿時，他說：「根據記載，當尼祿在位期間，正是在羅馬，保祿被斬首伯多祿被釘十架。這記載有一事實根據，這事實就是他們二人的名字，直到今日仍然保存在羅馬城內，埋葬他們二人的地方」(《教會史Hist. eccl. 2,25,5》)。歐瑟比奧繼續引述更早之前，一位羅馬司鐸蓋亞斯 (Gaius) 於第二世紀初所講的話：「我可以指給你看兩位宗徒的紀念碑 (trofei) 的所在地。若你前往梵蒂岡或前往柯斯恩大道(Via Ostiense)，你會找到那些為教會奠下基石者的紀念碑」(《同上2,25,6-7》)。紀念碑即是墓碑，這些墓碑其實就是伯多祿和保祿的墳墓，直到兩千年後的今日，它們仍然在同一的地點受到我們的崇敬：伯多祿的墳墓在梵蒂岡這兒，外方人宗徒的墳墓則在位於柯斯恩大道的城牆外的聖保祿大殿內。

這兩位偉大宗徒的名字總是被一起提及，這一點很有趣。儘管沒有任何古老資料指出這兩位宗徒曾經同時在羅馬執行他們的職務，後來的基督徒，卻根據他們二人都埋葬在羅馬帝國的首都這個事實，視他們為羅馬教會的建立人。事實上，第二世紀末葉，里昂的聖依內利 (sant’Ireneo di Lione)曾就不同教會的宗徒繼承這問題，這樣寫道「若在此處將所有教會的宗徒繼承都列出來，會長得使人感到厭倦乏味，所以我們只選擇了那個所有人都認識，最古老和最偉大的教會，即是那個由那兩位最顯赫的宗徒伯多祿和保祿在羅馬建立和組成的教會」(《駁斥眾異端Adversus haereses》3,3,2)。

現在讓我們撇開伯多祿不談只集中在保祿身上。首篇記載聖保祿的殉道的作品是約於第二世紀末寫成的《保祿言行集Atti di Paolo》。該書記載說尼祿判處保祿斬首之刑，並且即時執行 (參看9,5)。至於死亡日期，則一開始已有不同的說法，大概在主後64年7月，尼祿於羅馬大火災後發起的教難，至尼祿在位的最後一年，即主後68年之間(參看聖熱羅尼莫，《名人錄 De viris ill.》5,8)。這主要是從聖保祿抵達羅馬的時間計算出來，關於這一點，我們無法在此作任何論述。後來的傳統對保祿的殉道有兩類資料。第一類屬稗史性，說聖保祿於勞倫田納大道 (Via Laurentina) 的薩維艾水泉 (AquaeSalviae) 所在地殉道，當他的頭被斬下跌到地上時回彈了三次，結果在他的頭顱回彈之處現出三處水源，於是那個地方被稱為「三泉」(Tre Fontane)，這名稱一直傳留到今日(參看第五世紀的《托名馬賽魯的伯多祿和保祿言行集Atti di Pietro e Paolo delloPseudo Marcello》)。至於第二類資料，則與前面提到的羅馬司鐸蓋亞斯的古老見證完全一致，根據這些資料，聖保祿不但被埋葬「在城外……柯斯恩大道兩里之處」，並且準確地指出，「在路芊娜 (Lucina) 的田莊內」，路芊娜是位皈依成為基督徒的羅馬貴婦 (參看第六世紀的《托名亞北底亞的保祿受難記Passione di Paolo dello PseudoAbida》)。正是在此處，君士坦丁大帝於第四世紀興建了第一所聖堂，之後於第五、第六世紀之間，以下三位羅馬皇帝：瓦蘭廷安魯二世 (Valentiniano II)、迪奧多西奧(Teodosio) 及亞卡迪奧(Arcadio)，再將這所聖堂擴建。現在大家看到的「城牆外的聖保祿大殿」，則是1823年大火之後重新興建的。

無論如何，聖保祿的形像是遠遠超出他在世的生活及他的死亡；事實上，他給我們留下一份非凡的靈修遺產。而他自己，作為耶穌的真正門徒，也成為一個矛盾的記號。一方面，他被當時一個猶太基督徒團體，即一般所稱的「艾匹安派」(ebioniti)的人，視為梅瑟法律的叛徒。可是另一方面，在《宗徒大事祿》中，已出現了對保祿宗徒極大的崇敬。現在我想撇開一些偽經不談，例如《保祿與迪拉言行集Atti di Paolo eTecla》及一部保祿宗徒與哲學家塞尼加 (Seneca)通信的書信集。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知道聖保祿的書信很快便進到禮儀內，形成聖道禮中的「先知—宗徒書信—福音」這個終久性的結構。正是多得在教會禮儀中的這個「臨在」，讓聖保祿的思想可以直接滋養每一個世代的信友。

所以明顯地教會的教父及後來的所有神學家，當然都從聖保祿的書信及他的靈修得到滋養。事實上一直到今日，聖保祿作為外邦人的真正導師和宗徒這個身份，一點都沒有改變。我們手上所擁有的第一篇教父新約聖經釋義，是亞歷山大里的奧力振，這位偉大神學家對保祿致羅馬人書的解釋，可惜這篇釋義只有一小部份傳留下來。金口聖若望除了解釋過聖保祿的書信外，更給他撰寫了七篇使人難忘的頌文。至於聖奧思定，他之能夠在他的皈依過程中踏出決定性的一步，更是完全多得聖保祿的幫助，之後終其一生，他再沒有離開過保祿。亦正是從他這個與聖保祿的持久對話中，讓他推論出他那個偉大的恩寵神學，這神學之後成為每一個世代的天主教神學和誓反教神學的基礎。聖多瑪斯也給我們留下了一篇有關保祿書信的精彩釋義，這篇釋義代表了中世紀的釋經工作最成熟的成果。進入第十六世紀，因為誓反教的改革，出現了一個真正的轉捩點。在馬丁路德人生最具決定性的時刻，即一般所稱的 «Turmerlebnis» (可能於1517 年發生) 事件中，馬丁路德於一瞬間，就聖保祿成義的教義，找到了一個新的解釋。這個新的解釋讓他終於能夠擺脫他因為自己之前的生活而產生的責備和憂慮，讓他對天主那個無條件地寬恕一切的仁慈，充滿新的和毫無保留的信心。於是從那一刻開始，馬丁路德將那個受到聖保祿譴責的「猶太基督徒法律主義」，與天主教會的生活秩序等同起來。易言之，在馬丁路德眼中，教會只是福音的自由所對抗的，那個守法奴隸制度的代表而已。及後特倫多大公會議 (1545-1563)以更深入的方式，來解釋成義的問題，並且為法律和福音之間的關係，找到一個真正的綜合。這個綜合故然與整個天主教會傳統所教導的一致，也同時符合整部聖經的統一思想。

進入第十九世紀，由於接受了啟蒙主義最佳的繼承，保祿主義出現了新的復興，特別是因為採用歷史批判法來解釋聖經所引發的學術研究工作。此處有一事實我們且不論述，就算在那個世紀，一如之後在第二十世紀，一種真正的污衊聖保祿的現象其實已經呈現出來。關於這一點，我特別想起尼采 (Nietzsche)，他曾經對聖保祿有關謙卑的神學加以嘲諷，並以他自己的強人哲學——超人——與之抗衡。我們且不論這些，而將我們的注意力轉到當時那股要學術性地解釋聖經的主流思想，及二十世紀的新保祿主義。此處最着重的是自由的觀念，並且一如馬丁路德曾經直覺到的，視這觀念為聖保祿整個思想的中心。此是，現在是從「近代自由主義」的角度來詮釋這自由觀念。結果是聖保祿的宣講和耶穌的宣講被嚴重地分了家。聖保祿亦幾乎被塑造成基督宗教(cristianesimo) 的新始創者。不錯，耶穌的宣講的一個決定性課題，天主的國的中心性，在聖保祿的宣講中，被他用以逾越奧蹟為決定性課題的基督論取代了。再從這逾越奧蹟衍生聖洗及聖體(感恩祭)聖事，以作為這奧蹟的持久臨現。而基督的奧體——教會——也藉着這逾越奧蹟不斷成長和建立起來。然而，我只是想在此簡單地指出，正是在基督論及逾越奧蹟的新中心性內，天主的國能夠實現，耶穌的真正宣講也變成具體、適時和有效。我們從先前的教理講授中已經見到，以上所說的這個保祿的創新性，其實正是保祿忠於耶穌的宣講，的最深入的表達。在釋經學的發展過程中，尤其是在過去這兩百年，天主教的釋經學和誓反教的釋經學的趨同性亦同時在增加，更因此令到雙方，在那個曾經一度引起最大的歷史性爭議的課題上，達到顯著的共識。這一點對於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的一個最中心課題——大公主義——的達成，顯露出巨大的希望。

最後，我也想簡單地談談那些近代在天主教會內興起，以聖保祿為名的各種宗教運動。首先是第十六世紀的「聖保祿修會」(Congregazione di san Paolo ) ，即一般所稱的Barnabiti；接着是第十九世紀的「聖保祿傳教士」(Missionari di san Paolo) 或保祿會士(Paulisti) ；然後是第二十世紀，由真福雅各伯安培利奧 (Beato Giacomo Alberione) 創立的，包括不同性質的團體的「保祿之家」；此外，還有那個名為「聖保祿之友」的在俗組織。因此，總括而言，那位光芒四射的宗徒，那位多產的作家和淵博的基督徒思想家，其實今日仍然兀立在我們面前，讓每一個走近他的人，都能獲益。金口聖若望曾經在他所撰寫的其中一篇頌文內，在保祿和諾厄之間，作了這個原創性的比較。他說：保祿「並沒有將木板放在一起，以建造一艘方舟；他以寫信代替接合木板的工作，結果他從洶湧的波濤中拯救出來的，不是他自己家中那兩個，三個或甚至五個成員，卻是整個地球上快要被淹沒的人」(《頌文Paneg.》1, 5)。而這亦正是保祿宗徒在今日，以至永遠，可以繼續辦得到的事。因此，我們從他的生活榜樣及從他的教義所學習到的，就算不能作為一種保證，至少可以成為鞏固我們每一個人的基督徒身份的激勵，並使整個教會回復青春。

2009年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