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親愛的兄弟姊妹，
今日我會開始一個新的教理講授週期，並將這個週期獻給偉大的聖保祿宗徒。正如你們所知，我們將今年，即從2008年6月 29日聖伯多祿和聖保祿的禮儀慶節，至 2009年的同一個節日，奉獻給保祿。保祿宗徒，他那個偉大和幾乎舉世無雙，卻又同時具有鼓舞性的形像，除了給我們樹立了向人類和它的不同文化開放的表樣外，也給了我們一個完全獻身於主和祂的教會的榜樣。因此，不只在我們的敬禮中，包括在設法理解他想對我們，今日的基督徒，要說的話這事上，他都應該佔有一個特別的位置。在今日我們這個首次聚會中，我們會以保祿所生活和工作的那個年代的環境為主題。乍聽起來，這樣的主題似乎會將我們帶離我們的時代，因為這表示我們要回到兩千年前的世界。然而，表面上似乎是這樣，或至少只是部份而已。因為，正如我們之後可以證明，今日的社會文化情況，在很多方面，與聖保祿生活的那個年代，並沒有太大的分別。
其中要注意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一點，是有關保祿出生和成長的環境，和他之後生活於其中的那整個大環境之間的關係。保祿來自一個肯定是屬於少數人，卻又非常明確和界線分明的文化，即是以色列民族和它的傳統。正如在這方面有研究的學者告訴我們的，生活於那個古代世界，而又同時在羅馬帝國的版圖內的希伯來人，應該佔整體人口的百份之十；至於在羅馬這裏，直至第一世紀中葉，他們更是人數很少的一群，最多只佔全城居民人數的百份之三。縱然這樣，基於他們的信仰和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把自己和四周的環境清楚區別出來；這可能帶來兩種後果：或是嘲弄，並由嘲弄引致不容忍；或是讚賞，這讚賞以不同方式的友善態度顯示出來，譬如視他們為「敬畏神的人」或「皈依者」，是一些參加會堂的聚會和分享對以色列的神的信仰的外教徒。就這種雙重態度的具體例子，一方面，我們可以引用一位雄辯家，西塞羅(MarcoTullio Cicerone)，對他們的尖刻批評，他看不起希伯來人的宗教，甚至看不起耶路撒冷這個城市 (參看《為范高辯護Pro Flacco》66-69)，另一方面，羅馬皇帝尼祿的妻子普碧雅(Poppea)的態度，則被著名的希伯來史家華韋翱(Flavio Giuseppe) ，視為對猶太人同情友善的態度 (參看《猶太古代史Antichità giudaiche》20,195.252; 《自傳Vita》16) 。當然尚有不可不提的，是我們從華韋翱傳下來的資料得知，很早之前，凱撒大帝已經正式承認猶太人的一些特別權利(參看《同上》14,200-216)。當然，就好像今日的情況一樣，那時絕大部份的希伯來人，都不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即是在那個其他人稱為巴勒斯坦的地區內生活，而是散居世界各處。
因此，對於保祿自己也曾經成為上面提及的，這種對猶太人的雙重和相對的態度的對像，一些都不用奇怪。可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在當時羅馬那個一令風行全帝國的政治體系內，猶太人帶着他們的特殊文化和宗教，可以平安地生活。相反，對那些因為信仰而跟隨納匝肋人耶穌的團體，不論他們是希伯來人或外邦人，由於他們和猶太主義或羅馬帝國的異教主義，都不一樣，他們的情況將會困難和痛苦得多。然而無論如何，有兩個因素對保祿的工作相當有利。第一個是希臘文化，自亞歷山大大帝之後，至少在地中海以東及中東一帶，希臘文化不但成為這一帶的人的共同產業，也同時吸收了很多屬於猶太人和蠻族的傳統的文化元素，成為自己的文化的一部份。就這一事，當時有位作家證實說，亞歷山大大帝曾「下令，所有人都要視整個所居地為自己的國家，因此再沒有希臘人和野蠻人的分別」(浦魯塔克，《論亞歷山大大帝的一生或功績》§§ 6.8：Plutarco, De Alexandri magni fortuna aut virtute, §§ 6.8)。第二個因素是羅馬帝國的政治管理構架，這構架不但史無前例地，統一了從不列顛至埃及南部那一大片土地，還保證了這整個地區的穩定與和平。在這片廣闊的彊土上，由於羅馬人那異常優良的道路系統設施，大家可以有足夠的自由安全地活動，並且每到一地，即可以找到該地的文化特色，避免了這些地方性價值的消失，因為它們已成為使不同地區統一起來的希臘文化和羅馬政制的一部份。就這一點，與保祿同時代的希伯來哲學家婓朗尼 (Filone Alessandrino)，對羅馬皇帝奧古斯都曾稱讚不已，因為「他令到所有蠻族可以和睦地一起生活……他使自己成為和平的守護者」(《派遣往見喀利古拉皇帝的使節Legatio ad Caium》§§146-147) 。
聖保祿，或至少在大馬士革事件之後成為基督徒的保祿，所擁有的那個典型個人特性，即是他的普世性視野，可以肯定是產生自他對基督的信德給他帶來的感動，對他來說，復活基督的形像，已經高高地凌駕於任何一種狹窄的特殊性之上；事實上，對我們這位宗徒來說，已「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奴隸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為你們眾人在基督內已成了一個」(迦3:28)。縱然這樣，他所生活的年代和環境的歷史文化情況，對他的選擇和工作不可能沒有影響。有些人基於他的猶太出身，他的希臘語言，和他的羅馬公民(«civis romanus»)特權，一如他名字的拉丁根源所顯示的，將保祿定界為「屬於三種文化的人」。另外也要特別注意斯多葛派 (filosofia stoica)，這個在保祿年代的主流哲學派系。這哲學派系，雖然只是邊緣性地，也多少影響了基督宗教。關於這一點，我們當然不能不提及一些斯多葛派哲學家的名字，例如其始創者季諾(Zenone)和祁安泰 (Cleante)，及之後在時序上較接近保祿所生活的年代的塞尼加(Seneca) ，穆甦尼 (Musonio) 和艾匹克蒂塔 (Epitteto)：在他們身上，可以找到極高的人道方面和知識方面的價值，這些價值之後自然都被吸收到基督宗教內。正如一位在這方面有研究的學者所寫的，「斯多葛派……宣揚一種新的觀念，這觀念要求人要履行對他的同類的責任，但同時又使人擺脫一切肉體和國家民族方面的束縛，令到他成為一個純靈性的存有」(普連思《斯多葛派》[M. Pohlenz, La Stoa, I, Firenze 21978, pagg.565s])。比方，可以想到這學派將宇宙理解為一個巨大和諧的身體這學說，之後從這學說再引伸出另一個學說：所有人，不分社會階層，不分男女，一律平等，起碼從平等原則看是這樣。然後還有他們對節約，行止有度，約束自我以避免任可過度等觀念。
當保祿給斐理伯人寫：「凡是真實的，凡是高尚的，凡是正義的，凡是可愛的，凡是榮譽的，不管是美德，不管是稱譽，這一切你們都該思念」(斐4:8) 。保祿所寫的，正是重複斯多葛派哲學特有的一種純人道觀念。
在聖保祿的年代，傳統的宗教，至少這宗教的神話部份及與人民有關的部份，正處於危機中。早於一個世紀前，在留克利希亞斯(Lucrezio)指稱「正是他們的宗教引至很多惡事的產生」(《論事物的本質De rerum natura》1,101)之後，其中一位哲學家塞尼加，他破除一切表面的禮節藩籬 ，教導人說「天主就在你左右，祂和你一起，祂就在你內」(《致魯持理書Lettere a Lucilio》41,1)。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保祿的宣講中，當保祿在雅典的亞勒約帕哥，向一群伊壁鳩魯派和斯多葛派哲學家講話時，他引用原文直說「天主不住在人手所所建的殿宇……因為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祂內」(宗17:24.28) 。藉着這些話，保祿固然反映了猶太人對那位沒有任何人類言辭能表白的天主的信仰，可是他也同時帶出他的聽眾都清楚認識的一道宗教潮。此外，我們也要注一點，由於城中政府的廟宇不許外教徒進入舉行敬禮，於是很多外教徒改到私人地點舉行，這更有利於他們向他們的成員傳授教義。所以，對於基督徒也是在信友的私宅中舉行他們的聚會 (le ekklesíai)，保祿的書信在這方面的記載最多，一點都不用奇怪。
況且，那時此類讓公眾集會的建築物亦尚未出現。故此，基督徒的聚會在當時的人的眼中，只不過是他們最私人的一種宗教儀節而已。然而無論如何，我們絕對不能輕視對存在於外教徒和基督徒的敬禮之間的區別，因為這不但牽涉到參與者內心信仰的認同，也涉及男性和女性可以一起參與「主的晚餐」的舉行，和聖經的誦讀這個事實。
總括而言，從這個對基督徒時代第一個世紀的文化環境的簡單介紹，已清楚展現出，除非將保祿置於他當時所生活的猶太和外教環境中，不可能對他有一個適切的認識。而且這樣一來，也立即讓他成為一個充滿理想，活生生的歷史人物，顯示出在面對當時的環境時，保祿在認同中卻又不乏他個人特有的原創性。因此甚至從整個基督宗教的歷史來看，保祿都是最重要的模範，我們所有人，尚有很多事情要向他學習。這亦正是保祿年的目的：向保祿學習，學習信德，學習基督，最後學習正直生活的途徑。
2008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