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親愛的兄弟姊妹，
儘管有時為了守護福音的真理，亦即是守護主，耶穌基督，而使到保祿在那「十二
人」面前大膽地講話，保祿可是一直都非常尊重那「十二人」。今天我們要談的，正是與此有關的兩宗事故，這兩宗事故顯出保祿對刻法和其他宗徒的態度是既尊重，同時也是敢言的：這兩宗事故指的是一般所稱的耶路撒冷的「宗徒會議」及《致迦拉達人書》所記載，發生在敘利亞安提約基雅的事件(參看2:1-10; 2:11-14)。
教會所舉行的每一個會議，不論是普世性或區域性，都是「聖神的事件」，為履行全體天主子民的要求：對這一點，那些有幸參與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人，都有親身的體驗。正因為這樣，聖路加給我們報道了教會在耶路撒冷舉行的第一屆會議，和眾位宗徒就這會議所決定的事，寫給散居各地的基督徒團體的信，這封信這樣開始：「因為聖神和我們決定……」(宗15:28) 。這位在整個教會內工作的聖神，為了實踐祂的新計劃，祂牽着各位宗徒的手以開闢的途徑：祂才是教會的建立的首要匠人。
這次在耶路撒冷，於那個剛發端的團體內所舉行的聚會中，可以說不乏張力。會議要決定的，是有關應否要求那些接受了主，耶穌基督，的外邦人，行割損禮，抑或他們可以無須遵守梅瑟法律，即是無須遵守那些使人成義，成為守法者必須遵守的規戒，尤其是無須遵守那些屬於宗教方面，有關個人的潔淨，分辨潔淨的和及不潔的食物，及遵守安息日等規條。關於這次耶路撒冷的聚會，保祿在《致迦拉達人書》第2 章1至10節中也有提及：在大馬士革路上，與復活的主相遇後十四年 —— 即是主後40年的下半年 —— 保祿和巴爾納伯從敘利亞的安提約基雅出發，陪伴他們的是弟鐸，保祿的忠實合作伙伴，弟鐸原籍希臘，卻沒有為了要進入教會而被迫接受割損禮。保祿借此機會，向被他定界為重要人物的那「十二人」陳述，指出他的福音是不受法律約束的福音(參看迦2:6)。在與復活的主相遇這事件的啟發下，保祿明白到，對那些接受了耶穌基督的福音的外邦人來說，不論是割損禮，抑或有關食物和安息日的規戒，這些作為正義的記號的事物，都成了不必要：基督就是我們的正義，因此一切依從祂的，也成了正義，再不需要別的記號使自己成義。另外，在《致迦拉達人書》中，保祿也簡略地提到這次會議的情況：例如他熱切地憶述那使人不再受法律約束的福音，如何獲得被稱為「柱石」的雅各伯，刻法和約望的認可，他們和他及巴爾納伯握手，表示通力合作(參看迦2:9)。如我們所注意到的，若對路加來說，耶路撒冷的宗徒會議展現了聖神的行動，那麼對於保祿，這會議代表的，則是對一切參與這會議的人，所分享的自由的決定性確認：一個讓人無須再遵守來自割損禮和法律的規戒的自由；正是為了這自由，「基督解救了我們，為使我們成為自由的人」，所以我們不要讓奴隸的軛再束縛着我們(參看迦5:1)。保祿和路加對耶路撒冷會議這兩種不同描述，其實都是來自聖神的釋放行動，因為正如保祿在《致格林多人後書》所說，「主的神在那裏，那裏就有自由」(參看格後3:17) 。
然而無論如何，正如保祿的《書信》非常清楚顯示的，基督徒的自由，與放縱或為所欲為，完全是兩回事；基督徒的自由使人依從基督，這表示這自由會督促人向弟兄，尤其是向那些有特別需要的弟兄，提供真正的服務。正是為了這緣故，保祿以眾宗徒向他最後的囑咐，結束有關這次會議的報道：「他們只要我們懷念窮人；對這一點我也曾盡力行了」(迦2:10) 。由於每一個「會議」都是產生自教會並最終回歸教會，所以教會是每一個「會議」的起點和終點。就這次耶路撒冷會議而言，其注意力最終回到窮人身上，從保祿在他那些《書信》中的不同報道，可以看到耶路撒冷教會最關注的就是這件事。對於保祿關心窮人這思想，在《致格林多人後書》(參看格後第8 及第9章)，和《致羅馬人書》的結束部份最為清楚(參看羅第15章) 。透過這些文字，保祿顯示出他如何忠實地履行了，那次會議在周詳思慮後所作的決定。
或許我們無法完全理解，為何保祿和他的團體如此重視為耶路撒冷的窮人所作的「捐助」：colletta。事實上，從宗教活動層面而言，這是個前所未有的創舉：是個自由和出於自發的行動，絕對沒有任何強制性；全部保祿於靠近西方所建立的教會，都有份參與這事。這「捐助」表達了保祿的團體對巴勒斯旦的母教會所懷的感恩之情，因為正是從她那兒，他們獲得了福音，這不可言喻的恩賜。亦正是為了這緣故，保祿對這共享行動是如此重視，以至他甚少簡單地稱之為「捐助」：這行動對他來說，相等於「服務」，「祝福」，「愛德」，「恩寵」，或甚至「禮儀」(格後第9 章)。特別是最後這個詞彙，着實讓人意想不到，保祿竟然將一個普通的金錢「捐助」，提升至敬禮的價值：這「捐助」一方面是每一個團體奉獻給天主的禮儀行動或服務；另一方面，這「捐助」也是一個為了人民的利益而完成的愛德行為。易言之，對窮人的愛心和神聖禮儀是分不開的，對窮人的愛心即是禮儀。這二者永遠存在於教會所舉行和生活的禮儀內，因為教會禮儀的本質最反對的，正是將敬禮和生活分開，將信德和行為分開，將祈禱和對弟兄的愛德分開。耶路撒冷會議的誕生，也是為了要解決應該如何對待那些接受了信仰的外邦人，結果是選擇了他們無須遵守法律所規定的割損禮和其他規戒，並決定對於教會和牧民上的要求，均以在基督耶穌內的信德，及對耶路撒冷的窮人和整個教會的窮人的關愛為中心。
第二件要談的，是發生在敘利亞的安提約基雅，那件眾所周知的事故，這事故證明了保祿內心所享有的自由：在一個同時有原籍猶太的信友和外邦人的信友一同吃飯的場合，應有什麼態度？這事故呈現另一個由梅瑟法律引起的問題：即是對潔淨的和不潔的食物的區別，這個深深地將希伯來人和外邦人分隔開的規戒。開始時刻法，即伯多祿，慣常同希伯來人及外邦人一同吃飯；可是，當由雅各伯，主的兄弟(迦1:19)，那裏來了一些人後，為了避免令這些仍然遵守潔淨食物的法律的人跌倒，伯多祿開始避免與外邦人一同吃飯；並影響到巴爾納伯也作了同樣的選擇。這選擇深深地將受過割損禮的基督徒，和皈依自異教主義的基督徒分開。這種實際上威脅着教會合一和自由的態度，引起保祿很大的反應，以致他指摘伯多祿和其他人裝假：「你是猶太人，竟按照外邦人的方式，而不按照猶太人的方式過活，你怎麼敢強迫外邦人猶太化呢？」(迦2:14)。事實上，這次事故的發生，是基於雙方，即是一方面是保祿，另一方面是伯多祿和巴爾納伯，的不同顧慮：對伯多祿和巴爾納伯而言，與外邦人分隔開，是一種代表維護猶太信友及避免他們跌倒的措施；可是對保祿來說，這樣做會令人對基督賜給外邦人和猶太人的普世性救恩，產生誤解的危險。若惟一使人得救的途徑，是因着對基督的信德，因着依從祂，而無須任何法律規條。那麼，請問在吃飯這件事上，仍緊守着非潔淨食物不吃的規戒，還有什麼意思？很可能在這件事上，伯多祿和保祿他們二人所關心的，也不一樣：前者關心的，是不想失去那些接受了福音的猶太人；後者關心的，則是別削弱了基督的死亡給所有相信祂的人帶來的拯救價值。
然而奇怪地，數年後(約於主後50 年左右)，保祿自己竟然處於類似當年的情況中，在寫給羅馬人的信中，為了避免失去那些信德軟弱的，或令到他們跌倒，他要求那些信德堅強的，不要吃不潔的食物：「更好是不吃肉，不喝酒，不作什麼能使你的弟兄跌倒的事」。由此看來，不論是對伯多祿或是對保祿，當年的安提約基雅事件，都給他們上了一課。只有真誠的對話，向福音的真理開放自己，才能指示教會應走的路：「其實天主的國並不在於吃喝，而在於義德、平安以及在聖神內的喜樂」(羅14:17)。
這也是我們應該學習的一課：靠着付託給伯多祿和保祿的不同神恩，讓我們將一切交給聖神由祂帶領，並設法在自由中生活，這自由永遠以在基督內的信德為依歸，同時透過為弟兄的服務成為事實。惟有如此，才算真正的自由，才能彰顯我們守法的真精神。讓我們一起求主指引我們如何也能有祂一樣的情操，好讓我們從祂那兒學習那真正的自由，和那擁抱每一個人類的福音的愛。
2008年10月1日